在COVID-19危机中打造韧性可持续发展战略

自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以来，全球供应链承诺共同努力减缓全球气温上升。节约资源、投资绿色技术、采用减量化、再利用、再循环原则、开发低碳产品，是企业做出贡献的一些方式。尽管有这些努力，巴黎目标似乎正变得遥不可及。

今年初以来情况剧变。COVID-19大流行已造成35万多人死亡，将世界经济推向近乎完全停摆。经济活动减少对环境产生意外后果，显著降低了排放水平。这种短期减排主要归因于交通减少，交通占全球碳排放近25%。

然而，这场致命大流行也对环境产生了若干意外负面后果，有些已引起全球关注，其他尚待显现。现重点列示如下。

医疗安全因素

• 医疗废物： 随着医护人员和个人大量使用个人防护装备（PPE）套件，产生大量塑料废物。例如，中国武汉危机期间每天处理约200吨垃圾。虽然一些城市凭借足够焚烧炉容量安全处理了此类废物，但口罩和手套仍被发现在街头乱扔，甚至可能在某些地方进入水道。

• 塑料消费增加与回收减少： 因担心直接接触感染，消费者影响零售商重新使用塑料袋。此外，随着网购和零接触配送兴起，塑料消费增加。更糟的是，出于同样可能感染的理由，一些市政当局甚至停止塑料废物分类和回收。

行为因素

• 心理账户： 可能原为环境可持续性努力拨款的组织，将不得不挪用这些资金自救。战略重点和董事会关注点可能从可持续性转向经济复苏，甚至对某些企业而言是生存。
• “非共享”经济： 后疫情世界可能带来多种行为改变。因担心感染暴露和缺乏对他人信任，个人可能避开拥挤公共交通，偏好独自出行而非拼车。酒店和航班将远低于运力运行。虽然一些人可能避免出行，但必要商务出行和个人通勤将主要使用私家车。为满足需求，这些服务将不得不运行更长时间，燃烧额外资源导致更多排放。
• 过度囤积与过度生产： 大流行导致许多消费者恐慌杂货断供。虽然非必需品需求短期可能下降，但囤积模式将在冠状病毒恐惧结束后长期持续。即使与供应商有稳健数据集成，这仍可能导致供应链牛鞭效应，导致为抵消长交货期和集中制造而过度生产。

经济因素

• 脱钩： 许多供应链在大流行期间面临中断，企业自然会考虑创建缓冲供应来源或采取回岸做法。这将导致去中心化、脱钩的供应链，产能未利用、过度生产和过剩库存。研究表明这些与不利环境影响相关。
• 经济复苏： 世界濒临全球衰退，多国宣布财政刺激计划复苏经济，并放宽碳排放规范。例如美国大幅放宽燃油效率标准，将导致化石燃料消费增加。同样，中国生态环境部推迟实施更严格环保标准，允许工厂弥补损失产量。尘埃落定后我们可能看到反弹效应，排放未来几年急剧上升。每次大流行或经济危机，排放短期暴跌，随后几年急剧反弹。此外，经济重启后无法立即监测排放，加上聚焦经济复苏，可能实际上将救助资金交给行业主要污染者，使环保进步倒退数年。

为应对COVID-19大流行对环境可持续性的这些意外后果，以供应链为中心的政策制定是当务之急。

• 生产政策： 当前情况下物理追踪排放可能困难。因此，政策制定者可强制企业投资基于物联网（IoT）的智能传感器，提供跨供应链的实时排放追踪。为避免消费后废物人工分类问题，市政可投资由人工智能和IoT驱动的机器人分拣，以分离、清洁和消毒废物以便后续处理。考虑到后COVID世界塑料废物产生可能增加，加强回收和再制造是实现气候目标的必须。

• 交通政策： 私家车使用可能增加，必须通过政策激励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，转向更高采用环保和电动汽车。
• 消费者引导政策： 气候变化论点在后COVID-19世界自然失去相关性。然而，政策应利用行为科学设计，引导消费者使用更环保产品。

不可否认，经济体必须通过创造就业找到恢复经济常态的方式。然而，可持续性驱动的政策制定可同时促进经济复苏和环境增长。德国、韩国等国已开发“绿色”经济刺激方案，不仅将创造数万就业，还将推进可持续增长议程。

Sirish Gouda是印度管理学院Tiruchirappalli助理教授。Debabrata Ghosh是马来西亚供应链创新研究所、MIT SCALE网络副教授。